我一直觉得中国不可能一下子搞民主，但是我一直没想出来一个简洁的模型去思考。今天突然来了些灵感。
问题其实很简单，中国人现在普遍缺乏道德准则。而真的民主是建立在道德标准上的。
你对一个有品质的人说，我给你权利，我给你自由。那么一个有品质的人会说，谢谢你，我会珍惜好这份权力和自由，我也会积极帮助他人实现自由、伸张权利
你对一个没品的人说，我给你权力，我给你自由。那么一个没品的人说，好啊！太好了！这样我就更有可能、通过更名正言顺地方式从别人手中抢他们的自由、他们的权利了！
纵观第三世界一些糟糕的民主国家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模型的翻版。那么的国家，民主完全成了权贵阶级堂而皇之地抢夺公共资源的工具。那么多的民主成了利益集团间暴力纷争的借口（我非常不喜欢所谓有了民主，利益之间就可以和平协商的观点。这样的想法太书生了）
纵观原第三世界一些成功的民主国家和地区 (台湾，韩国，香港，日本等)，无不走着先专制（较为遵守规矩的专制），再发展，后民主（有待提高的民主）的道路。
所以说，问题是道德。但是道德这个东西虚无缥缈啊，就算会一点点变好也要百把年。那么有个更直接的东西，就是法制。更确切的说，对游戏规则的尊敬和遵守。中国现在上上下下其实到处都是无法无天，到处都是不按常理出牌，以政府部门的不遵纪守法最为严重。可以说，如果我们，尤其是领导层不在游戏规则这个问题上加苦工，那我们的经济是屁，我们的社会秩序是屁。如果一个高压的政体崩溃，而“民主”政体建立在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里，那么这个假民主必定成为惊天大响屁。
我在ESWN上看到《时代周刊》对韩寒的专访。因为我曾经写过关于韩寒的文章，我觉得应该发表一些看法。我这样做，同时也因为这篇访谈显露出东西方之间令人担忧的误读。在我看来，整篇访谈的核心段落在这里：
“虽然韩寒年轻气盛，一口气已经发表了14本书和文集，他总还是选择远离一些敏感问题。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和比较文学教授Lidya Liu觉得，韩寒的反叛是精打细算的反叛，这标志了他的这代人和执政党互相默认的契约：只要不妨碍我们自己和自己玩，我们就不会反对你治理国家。‘韩寒因为对政府辛辣嘲讽闻名，但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。’Lydia Liu说。事实上，韩寒主动地成为了将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向消费主义转换的桥梁。‘他小说里的语言和叙事风格是非常易读的。’Liu说，‘其实写得像一本书似的。’”
在评论作者的文学价值之前，Liu女士居高临下地为韩寒的叛逆下了一个道德论断：韩寒并不能满足她的口味，因为他讨论的话题还不够刺激！我想，这应该代表了西方学界和主流的观点。你可能已经发现，Liu女士并不是一个政治学专家，而是一个文学专家。但是面对中国政治，我们全都知道得比他们多。
和菜头的博客也转载了这篇访谈。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之间富有价值的讨论。事实上，他们的讨论也非常平衡，就如同大多数有教养的中国人不在西方人眼皮底下做的讨论那样。两个最有价值，可能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是：
“比起那些已经因言获了罪的，韩寒算是没有勇气的。他只会调侃，不敢谈体制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非得做烈士了？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哪怕一点点，获得公民身份的觉醒，这些都是必须有人去捉的事情，能在体制内说话，并瓦解这个体制才是真正的高手。”
东西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我们各自对对方没有道理的期待。尤其是西方，总是觉得中国的公众人物应该英勇地甚至象烈士一般与权力抗争。在这个逻辑里，中国的政治系统太邪恶了，只有当某个人致力于反政府的时候，才能值得我们的关注。
好吧，我坚信中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，需要更尊重人的权利，我也很景仰那些异见人士的勇气。但是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是自愿的英雄，像特雷莎修女那样的。没有任何一种舆论压力能制造英雄。尤其不是外国压力。
对于那些比较无知天真的西方读者，我应该告诉你，在我看来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推行的政策，和CCP在中国推行的政策并无二致，常常都是没有道理，又不讲情面的。也正如同CCP的政策一样，西方国家的政策也是充满了好意。因此为什么我们不用相同的评价标准去评价我们自己的公众人物呢？我们要求我们的作家去和体制抗争么？他们难道就没签那份让我们在消费主义中忘却真相、忘却反抗的契约么？
我们并没有这么做。我们和中国人一样，都用相同的话安慰自己：这个世道真是太乱了，但是我相信只需要一点点忍耐和对体制一点点的信仰，这个世界最终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。把这里的“世界”换作“中国”，你就知道了中国主流的想法。
这真是虚伪！但我甚至认为不仅是这样。这是短视，是自愿被蒙蔽，是无法从其他的角度思考问题。
ＵLN是一位常驻上海的美国记者。他在中国呆了超过三年，自称被这个国家深深地迷住。本文摘自他的播客Chinayouren
